一个民营园林集团的生死借势路

也因为草根们没见过“世面”，合作伙伴能量之间的悬殊对比，会让创始人心里先是一阵晕眩，其后还会衍生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小幸福感。比如求职帮创始人朱郁丛在2011年与联通合作时的心情：“有这么大的平台作支撑，蓝领招聘这事儿一定能成。”

创业需要经历的未知实在太多。若不时刻提防自己明天会死于谁手，创始人恐怕就会把自己前进的方向交给别人(比如下文提到的联通和地方政府)。对试图靠创新来创业的人而言，真正严肃的问题只有一个，明天你的企业是生是死。创业者把自己的生死问题寄托于他人，这样的创业难有大成。

创始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(也理当如此)，已属不易。如何左右联通的行为?如果联通出了些许错讹……依据墨菲法则，这结论就豁然开朗：他人一定会出错，而你的企业就会死亡。

不过，创业是自己的事儿，把所有的失败经验看遍，也无法准确预测自己面对与联通合作、依靠地产参与时代“大事”时的激动心情会如何影响自己的创业方向。如朱郁丛所说，“你真正遇上了失败，在上面栽过跟头，痛过，你才真的会往心里去。”亲身演绎这个逻辑链条的案例堪称无数，庞大、闪耀如12580。后续案例想必还会继续出现。

政府要让你死，一分钟的事

2007年8月,杭州市余杭区高新农业示范中心带着招商引资的目的找到洪俊，希望他的子墨集团能入驻位于杭州市农副产品物流中心，在当时还是一片农田的土地上建一座酒店。

子墨集团不大，资产额不过数千万元。洪俊2003年创立这间园林公司以来，并没有房地产从业经验，但洪认为余杭区政府的提议是子墨集团进军商业地产的机会。他一直想快速做大企业的规模。洪跟余杭区政府沟通：“你拿块地，我给你投资。政府要宾馆，那就造宾馆。但我要做的是花木基地，是市场。”双方达成共识，宾馆与花木基地可以合二为一，建一座建筑面积为9.2万平方米的涉农商业地产。洪估计它如今市值超过5亿元。

这栋楼大概让洪看到了自己从小商人晋级干大事者的机会。他找来国研中心等处的专家研究自己基地的方向。专家们认为中国缺少茶叶的话语权和定价权，洪的花木基地若以中国绿茶第一市场来运作，农业总部经济的概念可行。要成为中国绿茶第一市场，余杭区的资质明显不足。但洪俊当时觉得，“这个地方天时地利人和，没有市场可以创造市场。”

他相信头衔和其暗示意味。洪俊说，“国家级的专家提出这个概念是非常不容易的。” 尽管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五证仍然不全，这个余杭区当年的重点项目还是快速通过了立项流程。2008年6月21日的奠基仪式之后，洪就开始边施工边销售。洪称这个“违规情况”得到了当时政府的默许，“一个分管的副区长口头承诺，‘同意你们打第一个砖’。”

洪生于1963年，浙江金华人，上海恒大集团 (不是许家印的公司)前副总。他业务员出身，长于招商引资、开拓市场，在老东家有救火队长的称号。这位前救火队长从副区长处捕捉到的暗示是：你可以销售，但要尽快，几个月卖完后，他就能收场。

2009年夏天之前，子墨集团已将农业总部基地的楼宇售卖出了几百间。问题来了，商户发现自己所购商铺的证件并不齐全，他们开始投诉:“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?能拿到房产证吗?”

2009年浙江卫视报道后，经杭州市政府牵头，余杭区政府与相关部门试图协调证件问题。子墨集团缴纳了罚款，2010年夏天到来前办好了除房产证之外的四证。回忆当初，洪仍不愿将自己划离弱势群体的范畴，“名气比较大了，就发生矛盾”。但洪评价“政府这个干涉也是对的”。子墨集团仍继续修建它的大楼，直到2011年10月25日。

这一天，招纳洪俊前来的余杭区高新农业示范中心通知子墨集团前去取通知。这份通知要求子墨集团停止一切营业活动。洪俊和子墨集团“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”。

“法院判决我们要给其中施工队赔500多万，而我有两个施工队。我整个项目有1亿多的融资是跟民间资本借的，最低的利息是2分，7分、8分我也借过，就是按照2分算的话，我每个月是200万的利息，停工至今15个月也有3000万。我预售出2亿多的合同，当初说是要给商户每年8%的回报，这就是2300万左右，还不包括违约金。再加上我15个月来的工资等开支，差不多也是1000万。停工造成我们直接损失大概有7000多万，差不多每天有15万就扔到黄浦江里去了。”

洪俊表示，高新区示范中心只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并没有执法权，停止营业的通知并无印章，而且“政府的这个中心没有给我们原件，(他们)文件都作假……他们当时骗我们，说企业公章暂时在他们这里保管一下，需要的时候来盖章，最后不还给你了……律师认为这是侵权”。示范中心的负责人则告诉洪，“你们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(证件问题)，我们是在帮助你。先不要请律师，如果要打官司，我们就不管你这个事了。”

自2009年4月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被双规后，杭州官场震动连连，当初做口头承诺的副区长已被双规。洪表示自己“没有给副区长钱，我要送他一个1万多块的礼品，他说喝瓶酒、抽包烟可以，这个是真的不要。他进去主要是以前的事情，大概几十万块钱。他还是比较良政的”。此时，高新示范中心的领导在2011年也已换人。

洪表示理解：“前副区长是要做政绩，我们要做业绩，这个人出事以后，后人就不理前人事嘛;这个事情是无头公案，找谁也找不到的。”

他同时表示无奈：“它不让你卖房子，但要你退钱给商户，我之前销售的目的是回笼资金，造后面几万平米的房子，现在资金链全部断掉了呀，(这么要求我)本身就是一条死路啊。”

子墨集团也试图启动工程，但2012年夏天开始，洪俊称自己经历了被锁门、员工被讨债公司威胁、砸办公桌等事件，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。子墨集团从40人左右减至8人，“就是留下来看看门，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有将近七八个月都没发工资了。”

洪认为自己用数千万元撬动价值5亿元的商业地产，将附近地价从数百元炒至1万元的结果惹人眼红，“用这样的方法去赚钱，还轮得到你?政府要让你死的话一分钟的事，让你活也是一分钟的事。现在这样停工是把我腾空吊起来，让我自己去死，这样它不是没责任了吗?”余杭区试图拍卖这栋大楼，洪认为这会损失掉债权人的大部分利益，只会中饱个别人的私囊。

洪颇觉冤枉,他想到了余杭区的历史，“余杭是发生小白菜冤案的地方，当地这种事大大小小是非常多的。”洪选择性地忽视了领导的口头承诺和当初的违规行为，他大概觉得在当下的中国，他的行为仍属善良和正义的范畴，“我认为我站在正道上，但人间正道是沧桑，要修成正果是不容易的。”

不过，他仍说了一句不无暗讽自己意味的话：“口头承诺，最后没有一个人承认，这个事情从商业上的角度，我们不去说什么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