创新而不仅是城镇化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

“可以很放心地说，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下降。我的担心是，如果不开展一些基本的改革，经济增长率就更低了。”9月3日，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·菲尔普斯对本报记者表示。

　　埃德蒙·菲尔普斯，现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。他曾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，提出了著名的“经济增长黄金律”，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，并因此被誉为“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”和“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”之一。

　　他认为，中国经济要继续要保持稳健增长，必须进行创新，创新而非城镇化才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引擎。“问题首先在于能否将大部分劳动力投入到创新性活动，其次在于这些人是否具有足够的创新才华”，“如此多的人才都进到政府部门去了。那么创新的动力要从哪里来？”

　　但他在即将推出中文版的新书《大繁荣》中，对中国的前景表示乐观：“我确信，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、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，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。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，但我没看出有什么必然理由能够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。”

　　得知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罗纳德·科斯去世，菲尔普斯表示很遗憾：“我没有见过他本人。在今年的博鳌论坛上，我本来期待与他相见，但只见到了他的助手，也就是与他合作写作《变革中国——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》的王宁。科斯也一直在呼吁重视创新，相信如果我们见面会相处得很好。”

　　今后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会下降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拐点，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到中低速增长阶段？

　　菲尔普斯：今后十年要像过去十年那样快速增长是极不可能，也是无法想象的。所以，可以很放心地说，今后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下降。我的担心是，如果不开展一些基本的改革，经济增长率就更低了。现在中国希望今年能保住7.5%的增长。人们很自然地会期望，今年增长7.5%，明年还能更高，后年以及之后都会很高。但中国的经济可能会陷入困难：出口越来越少，来自西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，出口增长也比之前低很多。所以，非常可能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下滑到5%，甚至4%，就像印度经济那样，除非进行改革增加经济的活力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“三驾马车”——投资、出口、消费——当中，投资的贡献率很高。您如何看待投资在未来中国经济中的角色？

　　菲尔普斯：投资不能称之为驱动力，因为投资其实是新想法的结果。如果没有新想法，是不会有新的机遇和投资机会的。它是生产力提高、科技发展、就业增加的必要介质(accompanyment)。由于有从西部来的廉价劳动力，因此中国进行资本投入是有利可图的。还有在极少情况下，投资能使一些以往被忽视的商业概念被重视——当事情发生变化时，人们很难马上发现这种变化。但也许会有人某天起床说：“等等。现在有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投资机会。我们必须适应这种变化，因此需要进行这种投资。”但这叫做适应，和创新不是一回事。创新是由新想法引导的实践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之后，您认为中国是否还需要出台像2008年那样的经济刺激政策？

　　菲尔普斯：正如我刚才说的，投资应该是那些创新想法、新的商业概念、新增的劳动力的结果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政府仍然可以说，“管他菲尔普斯说了什么，我们还是要在北京和成都之间建铁路”。所以，政府可以做很多市场不会做的事情，或者在市场愿意这么做之前做很多事。实际上，投资项目能吸引很多劳动力，创造很多就业。但是市场并不愿意做很多这样的事，为什么？也许在很多情况下，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回报几乎为零。这些冒险的、大胆的项目很可能最后都很难收回成本。政府可能做一段时间这样“负回报”的项目，就会感到越来越疲惫。扣除成本的收入很可能还支付不了利息。未来就会受到这些项目的拖累。但是这样确实能拉动一定的就业。

　　创新而非城镇化，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这届政府似乎不再愿意像上届政府这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，而是力图用城镇化来拉动内需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？

　　菲尔普斯：在我看来，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在以疯狂的速度城镇化，所以城镇化不是一个新词。他说的应该是持续的城镇化。我揣测城镇化的意思是继续从西部地区招揽劳动力到东边，从而不断投入资本。这已经是中国经济“商业化”的重要因素，也是多样生产力的重要因素。西部的那些劳动力除了一亩三分地、原始工具之外一无所有，如果老天保佑说不定能从土里挖出些宝贝。但如果他们在工厂、写字楼里工作他们的生产力就更高，因为他们在和资本一起工作。

　　因此，我对城镇化没有意见。在上个月北京的一个会上，我预测，城镇化的过程将一直持续，但最终西部的劳动力会竭尽，中国将不再有源源不断的来自西部的工人。因此，如果将城镇化视为引擎的话，我是有些失望的，因为这样做远见不足，只看到未来五年的事情。今后十年、十五年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听到的，是把这句话里的“城镇化”换成“创新”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过去中国经济的驱动力有哪些？未来的驱动力还有哪些？

　　菲尔普斯：创新在历史上就是繁荣之源，比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。中国也将朝这个方向前进。中国过去的增长非常快，主要依靠国外出口需求的增长、新出口市场的开放。更重要的是，从西方转移技术的机会。现在中国已经把能转移的大部分技术都转移过来了，如果还有哪些没转移，就是因为美国公司故意把这个过程变难了。现在这个方面能做的也不多了。这些旧的驱动力都在渐渐退出舞台，但不会消失的就是创新。创新是向中国敞开的广阔机遇，但中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抓住机会机遇。

　　各行各业的全面创新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创新能力？如果您认为中国过去的创新能力不够，为何能够有经济奇迹？

　　菲尔普斯：我并没有水晶球，预测中国会采取哪些创新举措。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很有创新能力的中国公司。不过中国要想保证经济增长，必须实现各行各业的全面创新。我最近完成了一本书《大繁荣》，副标题是：草根创新如何能创造工作、挑战和改变。我想出这个副标题的时间和完成这本书的时间一样长。

　　美国爆炸般的繁荣和“幸福”的秘密所在，是每个人都在想着创造新的东西。我们伟大的前总统林肯在他的第一次正式演讲中，以极度繁荣和生产力的大提升以及人们的兴奋心情开篇。然后他说，在这个国家，每个人对于新事物都有“完美的狂热”(perfect rage)。因此，这种在全国范围推动创新的努力能否成功，取决于这种努力的氛围(breath)，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。每天早上，你一起床就要想着创新；每个行业都要创新；国家也要进行鼓励。如果这个成为现实，中国将永葆4%、5%的经济增长，那中国就要统治全球了(take over the world)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。现在中国正逐渐占据主导，而美国和欧洲都遇到了麻烦。

　　《21世纪》：您认为，中国应该如何增强创新？您对中国的创新管理体系有何建议？

　　菲尔普斯：首当其冲的，是要对私人企业开放资源，使他们能够获得信贷、进行融资，同时也很重要的是，私人企业要能够招到人才。我的意思是，每个人都有才华，但是中国经济比较麻烦的是，如此多的人才都进到政府部门去了。那么创新的动力要从哪里来？

　　第二个问题，首先我不会用“管理”创新这个词，因为创新应该是天马行空的，应该让它自由绽放。但说到一些基本的建议，第一，我们需要很多小公司来实践创新想法，当然它们当中可能90%会以失败告终。但希望在于，其中5%-10%的人可能会成功。第二，要想让它们有更高的成功几率，就必须要有创新人才。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从而学会如何在这个娴熟的世界中创新的人才，那些拥有自信和非凡才华的人，会帮上很大的忙。